国民政治儒学的基本特征就是国民政治（civic politics），即公民是政治生活的最终的主体和主权者。

君子正直不合，介甫以为俗学不通业务，斥去。任何历史中出现的理想政治可以作为指引现实方向的合理对象，但不能代替真正的对象本身。

二程认为，秦汉之后的历史与三代圣人之治相比，只是架漏牵补度日。由范仲淹倡导、推行的庆历新政以考核吏治为首要，以砥砺士风、兴办教育、改革贡举、培养人才为本源，兼及整治军备、削减赋役，旨在从总体上扭转内外交困的局面。在治平二年程颐直陈当时的危机局势：朝廷纪纲汗漫离散……政治废乱，生民困苦，朝廷虽有惠泽，孰能宣布以达于下？……百姓穷蹙，日以加甚，而重敛繁赋，消削之不息。在程颢看来，天理或天道是指导现实的理想标准，是整个社会整体利益和目标的共同实现。在对待新法和新党的态度上，二程认为新法带来的弊端，新党固然要负主要责任，但同时也对司马光等一概废除新法表现了异议。

[26]于是，在这种近乎亢奋而紧张的心情中，二程等当时处于政治边缘的文化旧党人士竭力对官员的自身操守提出了极其严厉的道德诉求，激发出一种高调的道德理想主义话语。而此时政权内部潜藏的问题也开始暴露。这种规定背后所依凭的理论资源其实还是没有完全摆脱子女对父母的单向度的义务观。

[40] 《道德经》第十八章。可见，此时的忠不再强调君臣的义务上类似对等式契约关系，子孝也不像先秦所提倡的与父慈的对等关系，而是不管父是否慈，子都要无条件地绝对尽孝，即形成了前文所述的唐兰所解读的孝观。这里晚辈与长辈的关系类似于先秦儒家所主张的一种对等、互动的关系，即父慈才能要求子孝。[21] 然而，自秦统一六国，打破了传统的诸侯王与周天子的这种姚中秋所称的契约关系[22]，建立了皇帝绝对权威支配下的郡县制，也打破了秦之前孔子所崇尚并极力恢复的礼下的家庭家族关系。

注释： [①] 杨代欣：《孝经与孝道》，载《文史杂志》 2015年第1期。[33]后来春秋战国时期的诸多王侯都以孝为名号，如鲁孝公、晋孝侯、秦孝公、赵孝成王、燕孝王等。

由此，需要我们对当下社会的孝的限度进行审慎而理性的反思，而非仅仅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如此简单化的表述。从此处的内容来看，这里的新律应当指《开皇律》，也就是说，十恶之条从《开皇律》开始得以确立，这就形成了所谓的十恶不赦。转引自郑慧生：《商代孝道质疑》，载《史学月刊》1986年第5期。在社会实践中，也往往把一个人是否做到孝作为衡量其道德水平的重要标尺。

[③] 《论语·阳货》说：三年之丧，期已久矣。可以说，中国的孝文化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现象，[①]甚至从某种意义上讲，似乎可以将之称为孝崇拜。而传宗接代鼓励有更多的人力，不别籍异财则保持足够大的家族，不远游则是农耕文明的必然要求。[55] 梁启超：《新史学》文集之九，中华书局出版社1989年版，第3页。

它是现代意义上的法，不论是家庭内部成员之间，还是社会层面的个人之间，抑或是个人与政府之间形成一种稳定而规范的制度性规定。[⑩] 不可否认，在中国传统社会[11]中孝对于维系家庭和家族和睦、维持社会基本秩序中的确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但前两次对中国影响微乎其微，最后一次也遭到强烈拒斥。关键字：孝  儒家  法  爱 钱继磊，济南大学政法学院副教授，法学博士。

[49] 《诗经·小雅·北山》。[48]  联合国《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第11条规定：一、本公约缔约各国承认人人有权为他自己和家庭获得相当的生活水准，包括足够的食物、衣着和住房，并能不断改进生活条件。[24]因而，孝价值观通过严刑峻法被强制推行。而在当代社会中，孝所能适用的群体范围极为有限，而且会越来越受到限制，而超越自私亲情伦理而具有普遍适用性的爱则更与现代社会基本价值相一致。[22] 秋风（姚中秋）：《儒家宪政主义之源与流——敬答袁伟时老师》，《原道》，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316页。是否生育子女属于子女的私事，父母没有权力去干涉。

统治者往往采用严格的礼乃至严酷的律法来保障这种价值的实现。从功能主义角度看，这种孝的要求具有经济学意义上的成本收益考量，因而实施和维持孝道却不完全是自发的，需要来自统治者的干预，[43]也是父母为了防控自我风险、实现自我利益的一种伦理式表达，带有自私的功利元素，并非如儒家所说的大公无私和无限高尚的道德标尺。

我们可以用爱来表述任何人，如子女爱其父母，父母也爱其子女，也可以说陌生甲爱陌生乙。后来德国哲学家、社会学家齐美尔，英国后现代社会学家、伦理学家鲍曼进一步明确了陌生人的概念。

[21] 夏纪森：《从 大学中庸与论语看儒家的德治观》，载《法治与德治国际学术研讨会》（2015年，暂未出版），第337页。传统儒家思想则将父母从子女那里所期待获得的收益都用孝来概括了。

参见唐大潮：《佛教、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之比较》，载《社会科学研究》2001年第6期。[④] 比如，近几年中央电视台各频道就有季羡林孝顺父母公益广告、十大最美少年孝星十大孝星孝道大孝至爱、德耀中华——全国道德模范颁奖典礼、国学剧和漫画形式的二十四孝等活动或栏目。四、寻求中国当下的家庭社会关系之纽带 由上述可知，在现代社会，孝在物质层面和精神层面的蕴意可能带来巨大困境，甚至可能存在潜在的危险，那么，如何才能摆脱上述困境或避免潜在危险呢？或许，当我们在因当下诸多不孝现象而气愤并倡导孝的时候，殊不知，用孝和不孝去衡量当代社会本身已无意识地陷入思维的困境。2000年至2010年，1人户数量翻倍，2人户数量增加68%。

不论是炎黄部落的名称，还是夏朝的《禹刑》、商朝的《汤刑》，可能都是类似的表达。从成本收益视角看，它是将子女视为一种私有的投资，通过孝的伦理观和制度体系的强调来实现自身投资的风险控制和收益的最大化。

[29]因为佛教的孝道观正是与儒家文化相通相融的契入点。俗话说，虎毒不食子，何况人呢。

普遍认为此规定彰显和强调了孝道的作用。后人主要指周代封建制下的典章制度和道德规范遭到极大的破坏，社会制度和文化秩序遭遇重大变局。

孝的内在性与法的外部性间的矛盾。[⑧] 2007年颁布实施的《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第29条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给予警告、记过或者记大过处分。[⑨]就连个别法院，《孝经》《弟子规》等关于孝道的词句也以某种方式写入了判决书中。[34] 在《孝经》《弟子规》中更多是从正面强调何为孝，如何行孝，以及孝的典范等，即礼要求的是应当如何为的问题

《易传·系辞下》也说：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六者非它也，三才之道也。

西方人权学者如英国学者文森特等人，多将人的自然属性及需求作为人权的基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结合时代要求继承创新，让中华文化展现出永久魅力和时代风采。

中国当代人权话语体系的建构，当然需要以中国传统文化及其在近现代的话语体系之流变作为基础。此中也蕴含了勇敢维权之理论逻辑。